傣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

中国傣族按分布地区有傣泐、傣那、傣亚、傣绷、傣端等自称。西双版纳等地自称“傣泐”，德宏等地自称“傣那”，红河中上游新平、元江等地傣族自称“傣亚”，瑞丽、陇川、耿马边境一线的自称“傣绷”，澜沧芒景、芒那的为傣绷支系。汉族称傣泐为水傣，傣那为旱傣，傣亚为花腰傣。
傣泰民族分布图
傣泰民族分布图
早在公元1世纪，汉文史籍已经有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唐宋文献称为“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茫蛮”、“白衣”等。元明时期仍称为“金齿”、“白衣”。“白衣”又写作“百夷”、“白夷"、“伯夷”，有的误作“僰夷”，以致与白族混淆。清以来称为“摆夷”。另外，越南史籍称傣族为“哀牢”；缅甸史籍称傣族为“掸”；印度史籍称傣族为“阿洪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将分布在各自境内的傣族分别命名，泰国、越南、柬埔寨称做泰（Thai），老挝称做老（Lao），缅甸称做掸（Shan），中国称做傣（Dai），印度称做阿洪（Ahom），但均自称Tai[1]  。
历史编辑
族源
关于傣族的起源，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以及诸多说法。
迁徙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为“南下说”，该说法认为傣族源于川北陕南地区、阿尔泰山地区等中国北方或更远的地方，在其他民族的驱逐下不断南下，在迁徙的过程中，傣族一度停留在了云南，并建立起了南诏王国，在忽必烈平大理以后，傣族被迫继续南迁至云南南部及东南亚一带，该观点由于研究的深入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
其他还有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两广云贵地区等说法。
随着对傣族民族文献研究的深入，迁徙说得到了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撑，如《本勐傣泐西双邦》、《西贺勐龙》、《巴沙坦》等，这些文献显示傣族居住区的土著主要为拉瓦人、克木人、孟人、孔人等，傣族为后来迁徙进入的。
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傣族先民曾与壮族先民在同一个地域生活的观点，认为傣族是从广西地区迁出的，但郑晓云认为由于不同族源的民族使用同一语言的原因有很多，这一研究方法并不能说明傣族的起源[3-6]  [7]  。
土著说。
该观点认为傣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沿至印度曼尼坡的弧形地带，其形成是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迁徙的结果。但就傣族是何种土著居民演化而来则有不同说法，如黄惠焜认为傣族先民为古越人，陈吕范则认为傣族是由掸人演化而来。
其中以源于古越人影响最大，该说法认为汉文史籍中的“滇越”、“掸国”、“越裳”、“蓬国”等为傣族先民所建立的国家，但也有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如：何平认为“滇越”、“掸国”、“越裳”、“蓬国”等与傣族先民没有关系；郑晓云认为百越并不是一个民族，自然也没有民族的沿袭性[7]  [6]  。
发展
中国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籍中提到的宋朝时期分布在南诏、大理统治范围内的一些民族为中国傣族的先民，认为《蛮书》中记载的“茫蛮部落”即今西双版纳一带傣族的先民[8]  ；郑晓云认为，古滇国为傣族建立的第一个王国[6]  。据《泐史》记载，公元1180年左右，今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在叭真的带领下统一了傣族的各个部落，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勐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西双版纳傣族的主体傣泐人正式形成。另外，有些学者还认为，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哀牢很可能是早期的傣泰民族之一，其一部分有可能融入了中国境内的傣族之中[7]  。
元代，傣族地区隶属于云南行省。此时已开始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
与傣泰民族有关的古人类遗址
与傣泰民族有关的古人类遗址
度。在云南南部傣族地区设置了车里军民总管府，管辖西双版纳等地；西部傣族地区设置金齿宣抚司，管辖德宏等地傣族。明代，又在元代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在西部设麓川平缅宣慰司；在南部设车里军民宣慰司，并设较小土司区，全面推行土司制度。在广大傣族地区任用世袭的土司、土官，大大加强了元、明王朝对傣族地区的统治。这一时期，汉、傣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特别是大量汉族人民迁居边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科学在傣族地区广为传播，迅速促进了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初的记载表明，当时德宏地区的傣族仍然使用奴隶从事劳动。元明之际各地傣族地区先后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社会，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铁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农作物亦增加了新的品种，棉花已经普遍种植。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珍贵的“干崖锦”、“丝幔帐”等优美的手工艺品。商业活跃，出现了车里等较大的商业城镇。1570年车里宣慰使把辖区划分为“十二版纳”(傣语称十二为“西双”，“版纳”意为千田，每千田为1个征收封建负担的行政单位)，从此有了“西双版纳”这一名称。
西部傣族曾以今德宏瑞丽江河谷为中心建立了勐卯地方政权，即勐卯果占壁王国，11至15世纪一度称雄于世。北宋时代（约公元11世纪），勐卯与勐生威、勐兴古、勐兴色联合，建立了“勐卯果占壁”王国。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今德宏一带设置土司制度，将傣人首领思汉法分封为麓川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后又赐封麓川路平缅宣慰使等官衔。元至大三年（1310年），芳罕次子混依翰罕继位，并以猛虎曾跃过头顶而自号“思汉法”，建都姐兰。元统六年（1340年），思可法继位“勐卯王”，曾建都于姐兰和广贺罕。他不断征服周边领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傣语仍称“勐卯果占壁”）。其辖地东至今泰国清迈，西至印度阿萨姆邦，南至曼德勒，北至澜沧江的大部分地区。从明宣德（1426—1435年）开始，麓川王思任法不断向四境扩张，云南边疆的稳定及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受到威胁。1441年至1448年之间，明朝派军三征麓川，果占壁王国覆灭。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麓川城为基础筑平麓城（今勐卯城），大兴屯田，并派将镇守。思氏战败后退居孟养。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缅甸军队大举入侵，思轰在抵抗侵略战争中兵败身死，其后裔放思祖逃入内地，寄食于干崖，至此，长达近五百年历史的勐卯果占壁王国势力彻底结束。
清代，基本上沿袭元明旧制，但在社会经济较为先进的内地傣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至民国时期，云南边远的傣族地区还基本保持了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有车里宣慰使司，辖区相当于今天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设有宣慰使（傣语称召片领）、都笼八大臣（召景哈、都笼告、都笼萨扒、都笼回廊满空、都笼回廊蛮旺、都笼回廊庄往、都笼纳花、都笼纳笋）等官。司廊也称“议事庭”，是最高行政机构，设议事庭长一人，即召景哈，下设昏贝、章罕。车里宣慰司下的行政单位分勐、火西、贯三级。此外各地还设有南甸宣抚使、干崖宣抚使司、陇川宣抚使司、勐卯安抚使司、芒市安抚使司、遮放副宣抚使司、盏达副宣抚使司、潞江安抚使司、耿马宣抚使司、孟连宣抚使司。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边疆傣族地区成立县和设治局，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傣族人民的苦难。1949年前，德宏傣族已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受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盏达（今盈江）、陇川、勐卯（今瑞丽）、遮放、芒市七个土司统治。
傣族地区地处边疆，在帝国主义的入侵当中首当其冲。帝国主义不仅进行经济侵略，大量掠夺资源、倾销商品，而且还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派遣间谍、特务，借探险、考察、旅行、传教等名义，深入我边疆地区，搜集情报，测绘地图，拉拢民族上层，破坏民族关系，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入侵，使傣族人民进一步陷入苦难的深渊。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傣族和汉、景颇、佤等族人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展开了多次武装斗争。这些斗争配合了全国人民反帝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挫败了帝国主义妄图侵略我边疆地区进而侵吞云南的阴谋。
抗日战争期间，傣族人民又与全国人民一道，并肩投入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斗争，为保卫祖国边疆神圣领土作出了贡献。1938年修筑滇缅铁路，耿马土司罕富廷和孟定土司罕万贤率领所辖的傣、佤等大小民族头人亲自指挥民工，参与修建铁路的毛路。1942年5月3日起，日本侵略者7天之内便相继侵占了怒江以西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约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至此，云南由抗日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日军占领滇西后，各民族的抗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中有杨炳南为首的傣汉青年救国团、傣族土司刀京版领导的滇西边区自卫军、耿马土司罕裕卿组建的耿沧支队等。抗日战争中，滇缅公路是中国接受外援物资最重要的通道，被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动脉”，傣族人民多次参与对滇缅公路的抢修，保证了道路的通畅。1944年，滇西抗战转入大反攻，终于在1945年1月20日，将日寇逐出国门畹町，最终夺取了滇西抗战的胜利。滇西抗战被誉为“创全歼守敌之典范，开收复国土之先河”，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  。
泰国
傣族何时迁入的泰国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但很多学者认为，傣族进入今泰国地域并在当地建国应当是在10世纪前后[7]  。
泰北的文献记载显示，公元1150年在靠近南奔的滨河岸边出现了一个傣人的村子。1263年，与西双版纳勐泐王有亲戚关系的芒莱王在清莱建立了芒莱王之城，随后占领了南奔。1296年，芒莱王建立清迈新城，1350年，清迈已经控制了兰那地区[6]  。
缅甸
一般认为，公元6世纪后，傣族已经开始不断从云南迁入缅甸北部。7
掸邦军独立军
掸邦军独立军
-10世纪，缅甸的傣族处于南诏国统治之下，但南诏国是否傣族先民建立的政权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南诏国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国外亦有学者持该观点。公元10-11世纪，傣族在缅甸北部建立起了名为“勐卯龙”的国家，即中国史籍中记载的麓川政权。1229年，桑龙进入今印度阿萨姆地区[6]  。
元朝时期，境外缅甸的绝大部分掸族同云南的傣族一样，依然在中国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元朝末年，今云南西部中缅边境一带地区的傣掸民族以麓川为中心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形成了一股分裂割据势力。
明朝统一后，思伦法盘踞麓川，除了车里等地区外，今中缅边境两侧几乎所有傣掸民族地区均被“麓川”所兼并。思伦法称“麓川王”，其所统治的“麓川国”，大有脱离明朝版图而自行独立发展的趋势。思伦法卒后，原先被麓川兼并的傣族各部，纷纷脱离麓川政权而自立，明廷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建立了许多土司政权。到思伦法之子思任法统治时，“麓川”势力又不断扩张。正统年间，先后侵夺南甸所属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侵入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地，夺占潞江等地且准备攻打云龙州，又指使下属杀瓦甸、顺江、江东等处驻守官军。最终导致了明朝“三征麓川”[9]  。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掸族地区被称为掸联邦。1952年缅甸
傣族独立军传统三色旗
傣族独立军传统三色旗
政府军借驱逐中国国民党军队为由，挥军北上入侵掸邦。1958年掸邦军民在掸邦土地上与缅军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比较有名的为“当阳大战”，那场大战中掸方伤亡惨重。1993年12月，竭力争当掸族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毒品大王”坤沙，拥军两万后便将其控制的地区宣布为所谓“掸邦独立国”，并自封为“总统”。2005年4月，掸邦军公开宣布“成立掸族联邦政府，脱离缅甸联邦而独立”；其领导人昭耀世在2006年重申，他将与军政府继续对抗，“战到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争取独立的梦想”。[10]
越南
越南学者邓严万认为，分布于越南东北部及其周边一些地区的傣族族群形成最早，而分布于越南西北地区的岱泰民族及其支系出现和形成的时间在学术界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4世纪，古泰人“虑”便已在越南西北地区建立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直到公元10-14世纪，岱泰民族的先民才先后迁入越南西北地区。
邓严万认为，岱泰民族的先民可以追溯到古代骆越人和与之相关的当时分布于中国广西、云南以及越南北部的一些族群，但其最后形成则是公元11世纪侬志高起兵失败后的事[7]  。
老挝
何平认为，早先的哀牢很可能是最早的一支老族。劳伦特·查西认为泰人是从公元9世纪开始向老挝迁徙的，11世纪，来自中国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泰人移民开始影响老挝。何平认为，大约在10-13世纪，随着说原始泰语的民族群体的融合发展，以及他们同说孟高棉语的民族间的融合，初步形成了现代老族[7]  。
印度
印度的傣泰民族人数最多的一支被称为阿洪姆人，许多学者认为是13世纪初从中国德宏一带迁入的，西迁的阿洪姆人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定居了下来，并建立起了名为“勐顿孙罕”的王国，1838年，王国最后一位国王杯英国人废黜，王国宣告灭亡。
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阿洪姆人的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被视为贱民。因此，阿洪姆人从一开始便不断的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但这些斗争相继失败。这些斗争失败了，在阿洪姆人中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如语言复兴运动、创办杂志等。
为保障自己的权利，1893年，阿洪姆人组织成立了“阿萨姆邦全体阿洪姆人协会”，掀起了“争取单独选举权运动”，但未能实现。印度独立后，阿洪姆人亦未被列入“表列部落”名单，因此，阿洪姆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一度转为了争取“表列部落”的斗争。在争取成为表列部落的同时，部分阿洪姆人和组织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复兴阿洪姆人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的运动[7]  。
政治编辑
从边疆到内地各傣族聚居区，所处历史条件不尽相同，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政治形态也互有差异。在景东、新平、元江等地区，傣族和汉族交错杂居，吸收了汉族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发展较快，较早地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西双版纳、德宏等边疆地区傣族社会的发展则相对缓慢，特别是西双版纳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
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王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被中央王朝册封为“车里宣慰使”的“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世代成为西双版纳的最高领主和统治者。在这里，所有的土地、山林、水源等，都属于召片领所有。召片领又分封其宗室、亲信为一个区域内的统治者，称为“召勐”（意为“一片地方之主”），世袭领有境内的土地和人民。在封建领主大土地所有制下，土地的一部分为领主直接占有，成为私庄和赐给家臣的薪俸田，另一部分为农奴的份地。份地为村寨集体占有，领主利用历史上残存下来的农村公社分配土地的形式，通过村寨头人把土地分配给农奴耕种。农奴领种份地必须承担各种封建负担，这种封建负担是领主剥削农奴的主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由召片领、召勐、“波朗”（由召片领或召勐派出，监督辖区内各级官员并强制农民承受封建负担的官），以至村社当权头人等各级领主构成领主集团，约占总人口的7%。农村中除占农民总户数5.7%的由领主集团分化出来的“自由农民”——“召庄”以外，领主把广大农奴划分为“傣勐”和“滚很召”两个等级。傣勐(意为“本地人”或“建寨最早的人”)约占总户数的55%，是最早的居民，其地位较其他等级农奴为高，占有较多土地——“寨公田”。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或“主子家内的人”)约占总户数的39%，这是一个因各种社会原因丧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而隶属于领主的农奴集体，社会地位最低，所受剥削也最重。农奴除负担沉重的官租和无偿耕种领主的私庄田和薪俸田外，傣勐等级农奴还要负担修路、架桥、兴修水利等各种无偿公役。滚很召等级农奴则被强迫承担领主的各种家庭劳役，诸如养马、养象、煮饭、抬轿、划船以至削大便棍、哭丧等，名目多至百余种，分寨包干，世代相承。
为了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领主有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机构。在召片领之下有“议事庭”，是权力机构和议事机构，负责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各勐有“议事庭”。勐以下是“火西”，管理若干村社，其首领称为“叭火西”。“火西”以下是村社，设有“叭”、“鲊”、“先”各级头人。此外还拥有军队、法庭和监狱。
西双版纳以外的德宏、孟连、耿马等边疆傣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大体一致，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经济，但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占有的份地渐趋稳定，甚至可以世袭占有，实物地租也普遍出现。在芒市、盈江等地，由于与汉族接触较多，所受影响较大，地主经济发展较快，富农经济也发展起来了。地主、富农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大土地所有制趋向解体，村社组织已经瓦解，其社会经济形态比西双版纳前进了一步。
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傣族人们持续不断的反抗。傣族人民以无比的憎恨诅咒着封建制度：“你是水，我们不喝；你是路，我们不走；你是太阳，我们不晒谷子；你是佛，我们不拜!”19世纪中叶，德宏轩岗坝的傣、景颇等人民在“布幸额门”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抗芒市土司残暴统治的联合起义。斗争坚持了3年，最后被土司和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但人民的反抗火焰并未熄灭。不久，在芒市一带又爆发了以著名歌手“混依海罕”为首的各族联合起义。他用歌声揭露封建领主的罪行，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四周农民听到他的歌声，纷纷参加起义队伍，拒绝交纳官租。起义失败后，土司杀害了“混依海罕”。但傣族人民永远怀念着这个英勇的歌手，把他奉为“歌神”。近百年来，傣族人民与封建土司、头人的斗争屡见不鲜[1]  。
文化编辑
信仰
宗教方面，边疆傣族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属于小乘佛教，同时保留着原始鬼神崇拜的残余。内地傣族崇拜“龙神”、“龙树”，有宗教职业者“波勐”和“师娘”，代人占卜治病。在景谷等地区，也有信仰上座部佛教的。
南传上座部佛教
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证的是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
傣族小和尚
傣族小和尚
中国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后，公元8世纪左右进入发展时期，10至1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最初经典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泰润文书写的佛经经缅甸传入西双版纳，至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临沧、普洱两地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时间比西双版纳、德宏地区更晚。根据耿马县的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耿马县的时间是公元1473年，是从缅甸掸邦传入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景谷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中期。
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地区形成很多教派，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西双版纳的大龙、景洪、罕等傣族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属于润派，润派是林居派，居住在山林中。僧人们带来了傣润文佛经，以后又建立塔寺，制订僧制。此后，润派佛教又传入德宏、临沧地区。此外，德宏、临沧地区还有多列、左抵两个派别，这两派原为林居，传入傣族地区后，改为村居，往往在村落或寨边。另有摆庄派，流行于德宏及保山地区的傣族中，这一派是从缅甸瓦城传入的。
由于小乘佛教主张男子在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生活，才能除苦积善，成为受教化的新人，成年后有社会地位，所以过去农村中佛寺很多，送子弟入寺为僧很普遍。特别是在西双版纳，未成年的男子几乎都要过一段僧侣生活，识字念经，然后还俗回家，有的就终身为僧。傣族的斋僧赕佛活动极为频繁，且很虔诚。由于村寨各户有共同负担寺院开支和僧侣生活的义务，加上其他宗教活动经费，约占农户农业收入的1/5，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新中国成立后，解除了不合理的宗教负担[1]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傣族社会在宗教观念上出现了分化，老年人仍然按照宗教传统进行着宗教活动，而青年人的宗教观念则出现了明显的淡化，其重要表现之一为很多家庭已不再送孩子进佛寺当和尚，中青年人普遍认为读书比进寺更加重要。另一方面，青年人对于传统的宗教活动和礼教并不反对[6]  。
原始宗教信仰
傣族还供奉自己村寨
泰北地区的“披恩”（家神）
泰北地区的“披恩”（家神）
的社神，傣语称“丢拉曼”，也称“披曼”，是保护神，每年要祭祀两次，栽秧前为祈求丰收，秋收后为谢恩，要集体杀牛或猪一头，各家备贡品送入供奉社神的房内，待念完祭词后，大家共食。新加入社的成员，要用鸡、酒和腊肉条供奉社神。在勐海等地屠宰祭牲仍保留着剽牛和食牛皮的风俗。元江、新平等地的傣族，普遍崇拜龙树、龙神，元江江边傣族每年农历3月祭龙树时，全村要杀红牛，杀前在红牛身上用白灰画成花纹，还要在牛身上披红绿布。同月还要杀猪祭“天公地母”，以求保佑牲畜平安[1]  。
服饰
女性
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
西双版纳傣族妇女，着
<<傣族姑娘>>
<<傣族姑娘>>
白色或绯色内衣，腰身细小，下摆宽，下着各色筒裙。
德宏芒市等地妇女，婚前着浅色大襟短衫，长裤，束小围腰，婚后改着对襟短衫，黑色筒裙。
内地傣族妇女服装与边疆大体相同，但有地区性特点，往往因此被其他民族称为“花腰傣”、“大袖傣”等。如玉溪市新平的傣族妇女用长达丈余的特制花腰带系筒裙，由此而得名“花腰傣”。她们的服装以黑色、红色基调为主，贴身的短褂长及上腰部，领口用细银泡拼成上下交错的菱形图案，腰间装饰长达五、六米的绣花腰带，头戴尖顶“鸡枞”斗笠帽，帽沿上翘。
“花腰傣”独具魅力的头饰、服饰，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十分相似，有着椎髻、短襟衣、筒裙等共同特征，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1]  。
男性
傣族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
傣族男子
傣族男子
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男子文身的习俗很普遍，既表示勇敢，又可以驱邪护身、装饰身体。
男孩到11岁左右，即请人文身，文身的图形大多以虎、豹、狮、龙、蛇、鹰为主。所文部位大多是四肢、胸腹、背部，一般文一条腿需两天，文全身需七至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