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韩国人又准备“申遗”了!吹嘘了! 一说起“申遗”,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韩国人。 无论是暖炕还是端午祭,韩国人申遗总是一次又一次挑动中国人的神经。 韩国人真的是抄袭大师吗? 韩国人又准备“申遗”了!《北京日报》11月18日的报道称,这一回,他们瞄准了汉字匾额。说起来,这些年来挑动我们神经的韩国“申遗”项目真是不胜枚举。有一个“申遗控”的邻居,难免会让中国人很不爽。什么都是韩国人的,那“拷贝猫”(Copycat)是不是韩国人的啊? 生气归生气,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讲道理。 韩服“变脸”的那些年 国产剧《女医明妃传》热播时,一些观众就发觉它和韩剧《大长今》的画风相似:都讲宫廷女医的故事倒也罢了,明朝皇帝穿得和朝鲜王一样一样的。难道说,“韩服”也是从“汉服”抄来的? “韩服”是韩族的传统服饰。现代韩服主要由赤古里上衣、巴基裤和高腰裙组成,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韩服形制。 李氏朝鲜风俗画家申润福所绘男女服饰,与现代韩服几无差异。(网络图) 根据现有史料,韩服的式样最早能上溯到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 当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服饰虽各有特色,但大体呈“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格局,可划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系统。不过,它们与现代韩服的样子实在差得有点远。 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男子头戴插鸟羽的帽子,身穿交领左衽短襦和大口穷裤,而女子则着交领左衽长袍(袍下现褶裙)。(网络图) 在讲述新罗历史的韩剧《善德女王》里,两位公主的襦裙和帔帛乃仿唐制。(影视剧照) 那么,韩服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毫不夸张地说,同期的汉族服饰是这一过程的幕后推手。在历史上曾先后统一过朝鲜半岛的政权分别是新罗、高丽和朝鲜,它们的服饰都曾深受同时期汉族服饰的影响。 新罗自真德王三年起“始服唐朝衣冠”,到了文武王四年,连妇女服饰也被规定依从唐制。 到了高丽王朝,其服饰在近五百年内发生过三次“变脸”:初期,高丽继承统一新罗时期的旧制,故间接受到唐宋汉服的影响;中期,高丽开启了世子入元为质和聘娶蒙古公主的“亲元”模式,使其服饰盛行“蒙古风”近百年;后期,辛禑王下令改依明制,恢复了汉族服饰的“样板”地位。 明初,高丽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后,建立“朝鲜”。此后,李氏朝鲜延续高丽的“亲明”政策,一直以藩属国的身份对明行“事大”之礼,并通过“请服”与“赐服”的频繁互动,实现服饰的全盘“汉化”。正如朝鲜人崔溥的《漂海录》提到:“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 现代韩服是以李氏朝鲜的服饰为底本进行改良的,但基本没有跳出明朝汉族服饰的“窠臼”。 可以说,韩服的演变多以汉族服饰为蓝本,而最佳蓝本又往往来自中国王朝的赐服——“赐服”正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一种赏赐形式。 在中国王朝的朝贡体系中,不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朝鲜半岛上的政权几乎从未缺席,而李氏朝鲜甚至是明朝最得宠的藩属国,在明亡后乃以“小中华”自居,虽向清称臣,却坚持沿用明制,以继承汉文化的正统为傲。几与明清相始终的李氏朝鲜延续了五百年,距今不远,显然会给现代韩国的文化打上深刻的“大明烙印”。 和服为什么就没事? 东亚诸国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比如说筷子,韩国人用,日本人也用。奇怪的是,关于韩国人抄袭中国的流言很多,而关于日本人的就很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妨还拿衣服来说吧。现代和服脱胎于奈良时代,在平安时代经过较大的修改,并于江户时代最终定型。也恰恰是在奈良时代,日本接受过大量的唐朝赐服且仿照唐《衣服令》来规范朝参之服,开启了服饰“唐风化”的进程。只不过,和服在演变过程中很早就转向个性化发展,并逐渐内化了汉族服饰的影响,所以它如今的样子已和汉族服饰的形制很不一样。 除了和服,日本在建筑、语言等方面也保留了明显的“唐风”痕迹。 然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经常游离在“华夷秩序”之外,甚至很早就萌生了“对等外交”的意识,如日本圣德太子给隋炀帝的国书,在开头就毫不客气地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书”。在经历了入侵朝鲜半岛却被唐军大败的白江口海战后,日本才彻底服气,老老实实地派出遣唐使,用百分百的努力来学习汉文化。 此后,由于与元朝断了正常邦交,与明朝的邦交也断断续续乃至彻底中断,日本就再没有过全盘“汉化”的时候了,这使其在发展民族文化方面较韩国走得更远。 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加工能力向来为人所称道。以汉字的使用为例,东亚文化圈中曾通行汉字的国家,如韩国、越南等,都陆续废除汉字,而日本没有,尽管它在上千年前就发明了平片假名(有别于汉字的日语表音符号)。但使用汉字却未妨碍日本发展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反倒成了它对现代汉语进行“反输入”的桥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科技文化词汇(诸如“科学”、“民主”)和网络新词(诸如“正太”、“萝莉”)都是从日本传入的。 为什么我们老觉得韩国人是拷贝猫? 日本人吸收发展文化的能力强,韩国人就真的是喜欢抄作业的拷贝猫吗? 事实上,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韩国“非遗”项目——江陵端午祭风俗、暖炕技术和拔河运动,在形式、内涵乃至起源上都跟中国扯不上太大关系。 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一带民间祭拜吉岭大神的民俗活动,在内容上类似萨满文化的成分更多一些,也不是韩国的全国性节日。(网络图) 韩国暖炕为“通炕”,是一种地热式采暖技术,而中国火炕多为“边炕”或“半炕”。(网络图) 韩国村民和游客在“金堤地平线节”上参加传统拔河比赛。 另外,“申遗”既非“商标注册”,也不同于“专利申请”,并不具有排他性。即便是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各自申报,互不相碍,更不受先后顺序的影响,这是因为传承与流变的过程可能催生不同的文化特质,它们都值得尊重和保护。 日韩两国虽然都曾大力学习汉文化,但其历史过程有很大不同。 韩国的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李氏朝鲜,深受明朝的影响。到了清朝,朝鲜使臣进京朝贡时甚至还穿着“山寨版”的大明服饰。可以说,正是李氏朝鲜近五百年的全盘“汉化”让现代韩国保留了相当显著的汉文化特质,但这一特质也是现代韩国比较抗拒的。 而日本对中国“大抄大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唐朝,在上千年的改良中,已发展出独具民族特质的文化,甚至不需要通过废除汉字来撇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就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力。 另外,这与中国人看待韩国与日本的心态不同也有关系。 在历史上,中日之间常常是一种对等的外交关系。然而,在过去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中韩关系几乎一直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不少中国人看待韩国时仍残留着一种“自古以来”的优越感。试想一下,小弟居然剽窃大哥的文化去“申遗”,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中国人也不能忍。 很多中国人把“申遗”误当成争夺文化发源地的途径,而这种误会可能也恰恰反映了一种对本国文化不自信的态度,即需要通过确认文化发源地来巩固优越感。 然而,在当今社会,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输入,这种优越感往往显得底气不足——我们甚至对自己的文化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于11月30日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试问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不问度娘就能按顺序背出“二十四节气”呢?这恐怕值得所有人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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